在襄公铜像揭幕典礼上，看到铜像以公之名著从政六箴为背景，洋洋洒洒，意境高远，是一道富有人文价值的珍贵景观。

余公信奉儒学，有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志向。中进士后，在州县做地方官，根据多年为官体验，归纳出“清、公、勤、明、和、慎”的从政六箴，分别作出透彻阐述。这是他在立言方面的重要篇章。“箴”，有规训、规戒、规范的含意。简而言之，从政六箴，就是官员的六大规则。在他当年提出时，就得到朝野的好评。于今，仍有借鉴价值，是当前廉政建设教材的重要内容。最为难得的是，余公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以六箴为座右铭，终生信守，成为名贤，光照史册。

清，是清廉。这是从政的最大操守。官员手中握有权柄，要为民谋利，不能用来敛财。做官要讲气节，做清官，不做赃官。余公认为清是从政根本，所以把它放在六箴之首。他做官四十一年，始终保持清正廉明的本色，为官一任，兴利除弊，造福百姓。期满离任，两袖清风，受人怀念。政声人去后，余公工作过的地方，在广州入八贤馆，被人景仰，在桂州（今广西桂林）、筠州（今江西高安）、吉州（今江西）等地都立祠志念。余公淡泊名利是很出名的，即使对自己的俸绿赏赐都不会在意。欧阳修在余公神道碑中就深情的说他生平“功高赏薄”，这是对他高风节亮的赞美。

公，是公正，这是从政的精神境界，最能体现官员的品格。余公认为从政重在抱公绝私，一心为公。众所周知，余公在景祐抗辩，庆历进谏中，充分表现了他公而忘私的风格。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为改革吏治，上“百官图”揭露官场黑暗，冒犯权贵，遭诬陷被贬，这本来是很不公平的。但对此，朝堂大臣失语，保持沉默。在这关键时刻，只有余公不顾个人安危，越阶为范抗辩，虽亦被贬，但他不畏强权，铁骨铮铮的风范，震动京师，受到赞赏。这是他在京师第一次亮相。庆历三年，范仲淹回京主持政务，推行庆历新政。余公任谏官，是新政主要人物之一，是他上呈奏折最多的时期。为了澄清朝野，不怕得罪权贵，即使涉及皇亲国戚也不退缩。一身正气，直言进谏，成为北宋“四大名谏”之一。

勤，是勤勉，这是从政的应有毅力。勤包括勤政和勤学，这两方面余公不愧是表率。对勤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仁宗庆历四年，余公身任右正言、集贤校理、知谏院、判国子监等十多个职务，同时负有出使契丹重任，其政务之繁忙可想而知。但他毫不懈怠，以过人毅力，鞠躬尽瘁，勤奋完成任务。说到勤奋，余公也十分突出，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珍惜时光，手不择卷，知识渊博。勤于写作，成果丰硕。号称重要文章有400篇、诗140首、赏章60多份。大多收入武溪集传世。他的官风文采受到当时文坛元老，苏东坡之父苏洵的由衷赏识。

明，是明察、明辩、明断，这是从政的综合素质，最能反映的能力才智。余公三使契丹，全功而回，可说是他心明如镜使然。他进京之后，就十分关心边疆安全，注意契丹、西夏的动向，知道他们经过多次交战之后，消耗很大，都有议和愿望，由于长期对立造成的争端，是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化解的。有了这种明确认识，当仁宗召见，征询对远夏外交方针时，他就能说出一套成熟方案，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历史常有惊人类似之处，当年诸葛丞相在出山之前，已对中原、江东、西川的形势了如指掌，在刘备三顾茅庐问计时，就能提出三分天下的隆中对。余公出使契丹之前与仁宗的对话与此是相仿的。

和，是中和，这是从政博大胸襟。在中华文化中，和是非常重要理念。官员行使权力要中规中矩，和为贵。以和为办法解决问题，促成和谐，余公从政，在外交军事活动中，只要有和的希望都竭力争取。仁宗嘉祐五年，交趾起兵侵犯广南，仁宗急调余公领兵前去平息。到达战地，已作好战斗准备，余靖也知道有必胜把握。但他仍希望能以政治手段和解，通过下书，促使交趾罢兵归顺，以不战屈人之兵，取得了第二次广南平乱胜利。

慎，是谨慎，这是从政的持重风格。官员行政，管理众人之事，关系重大，一棋不慎，满盘皆输，必须持重谨慎，三思而行，不留后患。余公处理公务是深思熟虑的，慎之又慎。这里，只举一例就可说明问题。仁宗皇祐五年，侬智高之乱平定后，余公奉命留守广南，时侬氏有些亲属被俘，押解京师。但侬氏尚流窜云南大理一带，余靖考虑到为有利于收顺侬氏，建议善待其亲属，可见思虑是很周到的。

            （刊登于风采月刊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