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是北宋仁宗朝名臣，其生平事迹见于史乘及时人文集者颇多且详，兹不赘。今《全宋诗》收其诗132首，《全宋文》收其文二十二卷，404篇。《四库提要》云：“诸作亦多斐然可观，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于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余靖论诗倡通趣，作诗亦有通趣。此宋人审美意识之要领。宋世文人为人为诗，处世审美，皆尚通达，讲意趣，余靖乃开风气者之一，惜尚未引起文学史家重视。本文特检讨之。
余靖论诗倡通趣，见于《武溪集》卷三〈曾太傅临川十二诗序〉：
古今言诗者，二雅而降，骚人之作号为雄杰。仆常患灵均负才矜己，一不得用于时，则忧愁恚憝，不能自裕，其意取讥通人，才虽美而趣不足尚。久欲著于言议而莫由也。今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间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陶然有飞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真吾所尚哉！遂题其篇。
古人所谓通，是人生哲学，是生命的智慧状态，是生存的审美境界，于诗而言，则是诗中的生命意趣。《说文》：“通，达也”。通达常合用，形容人能通晓变化之理，学问贯通古今，阅世、处世达观从容，不固执，善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易经》首创通变哲学，〈系辞上〉云：“通变之谓事”。“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古称善通变之士为通士、通人、达才。如《荀子》〈修身〉〈不苟〉〈荣辱〉等篇，论“通”颇详。〈不苟篇〉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史记·田敬仲世家赞》：“孔子晚而喜《易》，《易》之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
通有时指通晓学问，明达事理，机智敏捷。王充《论衡》之〈别通篇〉、〈超奇篇〉，专以学问论通人，所论甚详。〈超奇篇〉云：“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南史·王僧孺传》：“刘孝孙博学通敏”。王羲之《与谢万书》：“所谓通识，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北史·长孙俭传论》：“俭器识明允，智谋通赡”。
通有时也指人类性情之自由洒脱。《南史·谢几卿传》：“几卿累迁尚书左丞，性通脱，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观者如堵，几卿自若”。《晋书·阮籍传》：“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
如此看来，屈原确非通士。其执着于一念，“负才矜己，一不得用于时，则忧愁恚憝，不能自裕其意”，当然就“取讥通人”了。而曾太傅凭什么被余靖称为通人呢？
曾太傅即曾易占（989--1047），字不疑，曾巩之父。天圣二年（1024）与余靖同年进士。历太子中允、太常博士。为官守正不阿，有治绩。景祐四年（1037），“太常博士曾易占除名，配广南衙前编管”[1]。此后家居十二年乃卒。据时人记载，曾乃受诬而被除名，但他并不戚戚于怀，反能通达自放，从容著述，时人颇称道于此。如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2]：
既仕不合，即自放，为文章十余万言。……不以一身之穷而遗天下之忧。以为其志不见于事，则欲发之于文，其文不施于世，则欲以传于后。……公之遭诬，人以为冤；退而贫，人为之忧也。而公所为十余万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至其冤且困，未尝一以为言。……好学不怠，而不以求闻于世。
又李清臣《曾博士易占神道碑》[3]、陈师道《光禄曾公神道碑》[4]所载略同。可知曾颇合通达之谓：博学，明理，敏捷，旷达，通古今世事，怀才不遇而不戚，不能立功则立德立言，既能自放又能自立。今存其诗，只有《宋诗纪事》卷十一所收一首《题洪州僧寺》：
今朝才是雪泥干，日薄云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
余《序》有“得罪去朝，守土滨江”语，当指自己景祐三年（1036）为范仲淹申辩而落职，贬监筠州酒税事[5]。筠州滨锦江，故称滨江。曾易占除名在景祐四年八月，同年十二月，余靖改监泰州税，故此序必作于是年八月至十二月间。余靖特以“通”称誉其人其诗，是同窗知己之言，遂启后来王、李、陈等盖棺之论。有宋一代，士人普遍崇尚通达，余靖是首倡者之一。
不过宋人之通，与前代亦有不同。前人之通多得自儒、道二家，宋人则更融入释家随缘之意。凡执著之意，无论儒家执著于事功，还是道家执著于自然与自由，皆所不取。宋人之通，进退由之，坦然待之，“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是宋代文士特有的人文智慧。他们不赞成屈大夫那样执着事功而忧伤不遇，认为那是不通，是无趣。余靖对屈原的批评，在宋人中当是最早的。后来苏舜钦《沧浪静吟》表示不赞成“三闾遭逐便沉江”的固执态度。司马光《醉》诗也曾说：“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6]。
余《序》从通谈起，落脚于趣。以为通人方有通诗，通诗方有通趣。宋人以趣论诗，余靖是较早者。我梳理宋代诗学，尚未见言趣早于此者。宋诗话最早以趣论诗者，是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魏野……诗有‘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真得野人之趣”。
趣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理念、审美理念、诗学理念，其蕴涵十分丰富。人生之趣多多，却非人人皆可得之。因为趣的本质是美，只有富于审美修养的智慧人类才最善于在生活中体味、乃至创造出美的意趣。因为智慧人类的生命底蕴是文化，生命特质是崇尚自由和高雅。故其趣，于人生之出处进退，则有遗世独立的自由之趣；于生活，则有避俗求雅的文化之趣，如读书治学、琴棋书画、饮酒吟诗、交友谈玄等等；于自然，则有登临赏叹，诉诸笔墨的风雅之趣。总之，趣的本质乃是文化审美情趣。
宋诗最重意趣，这与唐诗崇尚风韵有所不同。在余靖前后，以诗言趣已成时尚。如王禹偁《酬仲放徵君》：“千言距百韵，旨趣何绰绰”[7]。林逋《赠胡明府》：“一琴牢落倚松窗，孤淡天君得趣长”[8]。苏舜钦《答梅圣俞见赠》：“至于作文章，实亦少精趣”[9]。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小树婆娑嘉趣足”[10]。王安石《明州钱君倚众乐亭》：“洗涤山川作佳趣”[11]。司马光《和明叔游白龙溪》：“外野饶真趣，令人怀抱夷”[12]。苏轼《雨中过舒教授》：“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书焦山纶长老壁》：“此言虽鄙浅，固自有深趣”[13]。苏辙《送家定国朝奉西归》：“新诗得高趣，众耳昏未听”[14]。这些诗涉及人生各种生活情趣、审美意趣，略可见宋世文人尚趣之风。余靖以趣论诗，使“趣”从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风尚，进而成为批评家理性观照的一个热点问题。
人生若通于趣，则如苏轼所言：“无所往而不乐”。《后汉书·蔡邕传》：“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此谓通趣属于哲人。人通于趣，诗乃有趣。余靖认为曾不疑的诗，“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故有通趣；“言临川山水之美”，吟咏“当代绝境”，则有奇趣；“讽咏前贤遗懿”，则有文趣；“陶然有飞遁之想”，则有旷放之趣。
余靖也是通达之人，其诗亦多通趣。如“海域逍遥境，荣途淡泊心”（《寄题广州田谏议颐堂》）[15]；“无为牵俗趣，碌碌利名间”（《送薛秀才归乡》）。此通达脱俗之趣。“羡师尘外去，何日濯吾缨”（《送僧惠勤归乡》）；“棋酒等闲忘世虑，溪山最乐是家林”（《寄题宋职方翠楼》）。此通达自由之趣。“泉清偏照月，松瘦不知春”（《灵树喜长老属疾见寄次韵酬之》）；“况有江山助，无怀节物伤”（《酬和苏梦得运使》）；“望岫幽人兴，观空达士情”（《寄题宝峰山玩云亭》）；此通达自然之趣。“气劲秋霜并，吟多夜月知”（《送容州杜秘丞》）；“休羡井梧能待凤，凌霜坚守岁寒心”（《和胡学士馆中庭树》）。此通达孤傲之趣。“古寺远尘笼，乘闲访此中。客心千里静，僧语万缘空”（《游临江寺》）；“幽寻逢胜地，方外趣无垠”（《留题龙光禅刹呈周长老》）。此通达禅悟之趣。
宋诗之趣，多关乎山水。盖山水佳胜，乃诸趣之温床。古代文人离开朝廷，便与自然走得很近，不论为官为民。钱钟书《谈艺录》六九【附说十九】专论“山水通于理趣”，言“宋明理学诸儒，流连光景，玩索端倪”，于“乐山乐水”之际怡情得趣而悟理。此略与余靖所倡通趣有相近之处。
又严羽以禅悟论诗，是唐而非宋，《沧浪诗话·诗辨》特申“诗有别趣”、“盛唐诸人唯在兴趣”之论。其所谓别趣、兴趣，郭绍虞已辨之[16]，非余靖所倡之通趣。
（刊于《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1]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景祐四年八月戊子
[2] 《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三，四库全书本。
[3] 《琬琰集删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66—267.
[4]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宋本,页822.
[5] 见《长编》景祐三年五月辛卯.
[6] 《全宋诗》，页6107。
[7] 《全宋诗》，页655.
[8] 《全宋诗》，页1223。
[9] 付平骧等《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页160。
[10]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126。
[11] 《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页170。
[12] 《全宋诗》，页6200。
[13] 《全宋诗》，页9158、9198。
[14] 《苏辙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90年，页288。
[15] 此引余诗均见《全宋诗》册四，仅二卷，故不注页次。
[16]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3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