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市区浈江河畔的东河桥头，巍然矗立着一座雕龙画凤的高楼，它是现今韶关保存最好的古代人文景观。凡在韶关旅游观光的人士，无不乐于攀登此楼，一睹先贤的风采和粤北名城的秀美景色，此楼叫“风采楼”，是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地方官吏为纪念北宋名臣余靖而建造的。

余靖是韶关人，北宋仁宗年间的朝廷谏官，官至工部尚书。他与欧阳修、王素和蔡襄被时人称为“名贤四谏”。余靖一生勤政清廉，刚直不阿，史册和民间都留有耀人风采的篇章，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

余靖生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三月初一，其父名叫余庆，始为翁源县主簿，后被提拔为海阳县（今潮州）县令。余庆也是一位勤政廉洁的好官，当时，朝廷是禁止官员乘轿的，他常常微服步行出访，不喜欢在县衙内办公。有一次山林失火，余庆带领差役组织乡民扑灭山火，满脸黑灰回来，连水也没喝一口，就和县里的师爷一道书写“严禁烧荒”的告示牌。原来，山里人还搞刀耕火种，不开防火界就烧荒，往往引起火灾，造成巨大损失。余庆就叫官员到府城买了一批铁犁、铁耙等回来，送给山里人代替木橛耕掘种田。海阳县近海，常受台风及海潮的侵袭，使民众遭灾。有一年夏天，眼看农作物丰收在望，可是，海潮一涌上来把什么都毁了，只见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民欲哭无泪。余庆心中又焦急又难过，赶紧领着官员组织百姓修复海堤，恢复生产。余庆常对幼年的余靖说：“不为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事，还当什么父母官！”父亲的言传身教，在余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余靖4岁时，父亲送他到翁源耽石院接受启蒙教育。耽石院原是晚唐名僧法江避难隐居创建的寺院，那时比较简陋，来朝香的人不多。住持慧周和尚极有文才，曲江举人王式、翁源举人梅鼎臣和余靖的舅父黄正等去参加科举考试之前，都曾由慧周负责监读。慧周有一套灵活的教法，常常联系山中四周四季的景色，叫少年背诵古诗，琢磨古诗的意境，还带他们爬山、练习武艺等。有时还特意悬发于寺门，讲述晚唐翁源才子邵谒立志发愤苦读的故事。在王式、梅鼎臣、黄正等学长的影响下，余靖自小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所不读，所以到14岁时，余靖就已满腹经纶了。

余靖的父亲余庆为潮州长史时，把余靖也带到身边。时广南东路转运副使林从周驻在潮州府衙。他家世居海阳，是个望族，家中藏书甚多。余靖常随父去林家拜访。林从周从藏书中抽出多本考问余靖，余靖对答如流，从周惊叹不已，对余靖更加喜爱，常常带着余靖到望海崖游览，并向余靖讲述韩愈治理潮州的故事，使余靖明白读书不光是为了追求功名，而且要为治国安邦多出一点力。林从周还教他观察海潮，讲解海潮的规律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后来，林把次女许配给余靖。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余靖15岁，他与父亲和未来岳父林从周商量，趁年轻要到外地求名师长知识。余庆一向廉洁奉公，家道清贫，无力支持儿子外出求学，林从周答应由他负责未来女婿的读书经费。林从周还写信介绍未来女婿到杭州孤山拜隐居的名士林逋（字君复）为师，并说余靖可以乘转运的漕船直抵杭州，免得路途劳顿。余靖却对父亲说：“先祖从闽中建州府迁到曲江，我想步行到杭州去，一来可以拜谒祖居地，二来可以磨炼意志，体验步行的艰辛，表示我千里求师的虔诚。”长辈们看到余靖年少志高，都很高兴。未来的媳妇林姑娘还绣了精致的小荷包，缝制了紧身皮夹，让余靖带在身边。

余靖跋山涉水到了原籍福建州，余氏宗亲热情欢迎。临别时，他们从清溪中拾了几颗晶莹的小石头，还装满一竹筒清甜的山泉水，送给余靖，深情地说：“我们余氏好几代都没人做过朝廷大官了，希望你奋发上进，重整祖风，将来做一位能济世救民的大贤臣。”余靖激动地接受了父老的重托，继续前行。他溯松溪而上，快到处州城时，中暑晕倒河边，一位姓林的温州客商救醒了他。当温州客商问清他是林运使介绍到杭州去拜师求学的少年时，就要带他从海路直奔杭州。余靖婉言谢绝了。他问清去杭州的方向，又挺起腰杆向前方疾步而去。两个多月以后，余靖终于走到景色秀丽的孤山。这时，正好林逋与另一位江南名士张伯端出外游玩去了。“铁将军”把关进不了山门，余靖只好在门外露宿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林逋和张伯端回来，看见一位黑实瘦长个儿的少年在打扫庭院；再看篱边的菊花竟然没有枯萎，鲜绿的枝叶衬着盛开的黄花，像是在迎接久别的主人。林逋连忙开门请少年进入室内，余靖一五一十地将情况细告，林逋听过之后，不禁拍掌笑着好友张伯端说道：“伯端弟，我的一位远房长兄把他的未来女婿给我送来了，说什么也要收这小子为徒，看来我们这个学馆非要开办不可了！”

从此，余靖拜林逋与张伯端为师，学习诗、词与书画等达6年之久。后来，名士胡瑗在江苏吴县吴中书屋邀孙复讲学，大讲经典义理。林逋叫爱徒余靖也前往深造，历时一年多。余靖23岁那年从吴中回到孤山，林逋要他认真总结这七八年所学，充分做好参加京都殿试的准备。天圣二年，余靖25岁，与王式、梅鼎臣和黄正一同赴京应试。结果，四人均进士及第，韶州府城一片欢腾，并传为佳话。

天圣八年，余靖试书判拔萃，改将作监丞，知新建县。任满后，迁秘书丞，认真校勘《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写成《三史刊误》等，因此升为集贤院校理。

余靖校勘史书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时刻关注朝政的是非曲直和黎民疾苦。他为官的目的是为国排难，为民解忧，看不惯那些昏庸无能、营私舞弊的达官贵人，而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连续向皇上呈《尧舜非谥论》、《秦论》、《正瑞论》、《姚畴论》等奏论，还写了讥议弊政的杂文《书去虎》等。后来，右司谏范仲淹因反对皇上废郭后，出守睦州，后任职开封府。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又因呈“四论”议朝政弊端，上《百官图》指斥宰相用人失当，触怒宰相吕夷简，落职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对此，谏官、御史不敢言，而余靖却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越职呈《论范仲淹不当以言获罪》奏疏，吕夷简大怒，认为余靖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以口出狂言顶撞大臣蛊惑圣上的罪名，贬余靖为筠州（今江西高安县）酒税。余靖的同僚，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认为吕夷简的做法不够公正，亦遭贬逐。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为“四贤”，讥刺对吕夷简逢迎讨好的司谏高若讷为“一不肖”。此诗被京城士民争相传抄，书坊把诗刻印高价出售，大获厚利。余靖因此更加知名。庆历二年三月，余靖在家居母丧期满后调回京城任集贤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事。次年春，余靖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同为谏官，是为四直谏，奸佞权贵莫不畏之，宰相吕夷简亦被罢免。范仲淹回朝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的改革奏议，广为任用贤达，推行改革，是为“庆历新政”，余靖等成为这场改革的先驱。这时，宋仁宗特别信任余靖，庆历四年，又擢余靖兼知制诰史馆修撰等职，余靖不仅针对朝事随时进谏，还在百忙中担任大宋的外交使节，多次出使辽国，并对西夏的战事献计献策。在当时京城的朝官中，数他兼职最多。因此，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与他多有接触；但他为人刚直，廉洁奉公，忠于职守，阿谀逢迎之事从来不做。

庆历四年正月，他呈献了《郊祀总仪》，制定地方兴建学宫（孔庙）的规范和祭祀仪式。他与王洙、田况等建议朝廷扩大国子监规模。仁宗下令增锡庆院为太学，诏以湖州胡瑗教学礼法为太学法，天下州县立学。但由于宋仁宗的懦弱寡断和大官僚的反对，庆历新政短命夭折，推行新政的骨干先后被贬逐。余靖于庆历五年五月再次被贬至吉州（江西吉安）。但是余靖刚直的性格和务实为民的精神没有丝豪改变。

北宋与辽、西夏等政权长期对峙，和战无常衅端时起。因此，处理好与辽、西夏的关系格外重要。余靖在经办与其交往时，认真考虑历史的渊源，与其君细谈自古以来华夏民族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以情以理说服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化解大宋和邻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开放榷场进行贸易，为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百姓安居乐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南方粤、湘、桂的瑶民骚动，宋仁宗曾派朝廷将领杨畋等前往征剿。杨畋难以对付骚动的瑶民，竟杀平民百姓凑数请功。兵连祸结，十室九空，百姓更加凄苦。为此，余靖连续向仁宗呈《乞宽租赋防盗贼》、（论御盗之策莫先安民）等奏议。对一味滥杀无辜的将领杨畋等，余靖表示无比愤慨，向仁宗三呈《乞移杨畋近边差遣》等奏折，把杨畋调离湖南，好让执行安抚政策的荆湖路转运使开展招抚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原被杨畋率兵追杀的九嶷山汉瑶义军，在邓和尚带领下数千人复归原地，均得到减免租赋，安居乐业。持续数年的“湘蛮之乱”遂平。

嘉祐二年三月，时年58岁的余靖从京城奉调到潭州（今长沙）赴任。他不论卸任与到任，均不取地方一物，谢绝一切馈赠。余靖与桂州官员告别时，不让广西帅司派兵护送。途经连州府，连州知州说九嶷山一带很不安全，要派驿骑飞传湖南帅司派兵前来接应，他也婉言谢绝了。余靖与随从八个人挑担步行上路，行抵九嶷山区时，余靖坚持要穿过瑶寨看一看。谁知刚到瑶寨山隘，就给一伙强人横刀跃马拦住了。众随从放下挑担，拔出刀枪成人字阵挡在前面，双方打斗起来。只见随从们都把主人和挑担保护在中间，人字阵变成八卦阵，强人占不到半点便宜。强人头目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散开，两厢山头放箭！”岂料，两厢山头寂静无声。原来，强人头目埋伏在两厢山头的弓箭手和弓箭都给从天而降的蒙面人挑飞了！强人头目正自惊讶，蒙面人高声喊道：“老八，快把武器放下，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得罪了大恩人！”原来，蒙面人就是当年汉瑶义军的大头领邓和尚。他退隐山林后，得悉余靖轻装赴任，为了余靖沿途的安全，特地跟在后面暗中保护。那位老八，过去也是义军首领。他把余靖误会为过路贪官，遂临时召集旧部欲拦路打劫。余靖的随从打开挑担说：“大人赴任时，朝廷给他赐银赐物，官绅也送礼金礼物，但大人一概不要，却用自己的薪俸买了谷种、玉米种、龙眼种、踏犁等，叫我们带上，送给九嶷山的百姓和瑶民，说山下平原种金谷，山上开坡种玉米，瑶寨村前种龙眼，好让深山瑶民有甜菜吃……”老八和部下听了，一齐跪地向余靖请罪。余靖一一扶起加以抚慰，还说到任后要请旨封老八为九嶷山巡检，保护当地绅士百姓和来往客商呢！

余靖从25岁当县令开始，两度在京城做官，两次受贬，但任何时候都以《从政六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六箴”是清、公、勤、明、和、慎，即清廉、公正、勤勉、明察、宽容和慎重。这是他从政的经验总结。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无不留下公正廉明的好名声。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余靖为人光明磊落和宽宏大量。当时，远在韶州余家祖屋老家人上京找到余靖，说住在祖屋南端的许家，自恃腰缠万贯，听信风水先生说将屋北移三尺必有大贵的话，就叫人拆屋改建，此举祸及余家门墙。老家人要余靖挥书做主。余靖大笔一挥，书云：“千里传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谁见当年秦始皇？”书毕，嘱家人切不可恃官势欺人，速回。许家听了非常惭愧，不独余家让出二尺，自己也连忙向南移了二尺，拓宽了两家中间原有的一条小巷，老百姓就称它为“余相巷”。它不但在韶关传为美谈，而且流传各地，对后代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朝有一位在京做官的山东济南人，名叫董笃行，有一次，他接到母亲的来信，诉说有个邻里因盖房砌墙与她家产生了地皮争执，要儿子出面干预。董笃行想起余靖的诗篇，便将余靖的原诗稍加改动呈寄给母亲，诗曰：“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西墙又何妨？”董笃行的母亲收到儿子的信后，醒悟过来，觉得儿子很有见识，便向邻里让出几尺地皮。邻里颇受感动，也自愿让出几尺地皮，使之成为一条小街。从此两家和睦相处，后人把这条街称为“仁义胡同”。

（本文选自中共广东省纪委宣教室编《政声人去后》——岭南古代廉吏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