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是北宋名臣，宦海沉浮，凡四十年，充满传奇色彩，有不少趣闻轶事，耐人寻味，给人启迪。

他天资聪颖，刻苦读书。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应试中进士，时年24周岁。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在州县做地方官。他信仰儒学，有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执着追求。深知“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官兢兢业业，关心民众疾苦。尤其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对历史名人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以及本朝贤相寇准等十分钦佩，引为榜样。根据多年为官体验，提出“清、公、勤、明、和、慎”的著名“从政六箴”，作为座右铭，终生恪守。与他同时的包拯，曾任端州知府（今广东肇庆市），据说在离任时下属私自为他带走了一方珍贵端砚，他发觉后，为示廉洁，在中途把它抛于江中，一时传为美谈。余靖任广州知州多年，在离任时，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带，因此，在中途就没有什么可抛弃的了。以他这种高洁品格，日后进入羊城“八贤馆”，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天圣八年（1030年），余靖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名列榜首。这在当时是极大荣耀，也为他入朝为官创造了条件。初为京官，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等职，主要是从事编审经史典藉等工作，这是要有学术素养的。这期间，京师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在此，余靖初露锋芒，显示刚正直言的天性。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不满宰相专权，官场黑暗，吏治腐败，乃上“百官图”，说明问题严重，以引起朝廷注意纠正，但是忠言逆耳，反遭诬陷被贬。对此，朝堂诸公，缄默不言。这时，只有余靖无畏无惧，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范抗辩，但亦被贬。后尹洙、欧阳修也为此被贬。因他们主持正义，被称为“四贤”，名声大振。但贬官对余靖等人来说，只是一种磨炼，他们宠辱不惊，沉浮坦荡，更能大彻大悟，以诗文言志。在被贬岁月，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其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流芳。欧阳修所作“醉翁亭记”，其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感人肺腑。余靖的名篇“落花”、“惠州开元寺记”广为流传，为人称道。这实际是开了宋代贬官文化的先河。真可谓塞翁失马，岂知非福。

余靖等景祐被贬，本来就是错案，在朝有正义感的同僚多有上书为他们陈情的，后仁宗也有醒悟，范、余等人的境遇有了改善，职位有所升迁。庆历三年（1043年），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先后任谏官。同年范仲淹被重用，回京主政，推行庆历新政，四谏官及韩琦等是主要人物。应当说，发动参与新政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的英杰。新政是以范仲淹上陈“十事”为纲领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内容。重点则是改革吏治，澄清朝政，建立一个有威望的政府。为此，就要起用贤良，斥罢庸劣，势必波及在位官僚权贵，这是有风险的，要有胆略。余靖等四谏官，以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各部百官均可参劾的特殊地位，大刀阔斧，矛头直指那些昏庸无能，营私舞弊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亲国戚也不例外。余靖有关张尧佐的奏章就很典型。仁宗因爱屋及乌，要重用宠妃的伯父张尧佐，余靖认为不妥，上表极力反对，也受到蔡襄、包拯等大臣支持。后来，仁宗只好作罢。因而官场气象有了改观。余靖为推行新政披荆斩棘，出谋划策，建树殊多，是他发挥才干，展现风采的辉煌时期。

余靖三使契丹（辽），安定边疆，威名远扬，是他宦海生涯中的一大亮点。北宋最大的外患，是来自契丹、西夏的威胁。为了抗击他们的来犯，杨家将、韩琦、狄青等都先后作出过重大贡献。但问题依然存在。余靖任京官后，就密切注视边疆安全，关注辽、夏动向。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多次上表仁宗，提出对待辽、夏的主张。他认为，要防范辽、夏，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以外，还要有坚定灵活的政治外交相配合，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兼用。既不能一味退让妥协，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武力。在策略上要防止辽、夏联合犯宋，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在三方关系中力争主动。余靖的精辟见解使仁宗耳目一新，得到赞赏采纳。因而就有庆历三年至庆历五年，余靖三使契丹的壮举。当时有个大背景，就是宋、夏交战之后，西夏有意议和通商，要求册封，这本来是宋、夏之间好事。但契丹表示强烈反对，并提出要与宋结盟，联合攻夏。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余靖从全局考虑，认为对契丹的要求不能简单拒绝，以避免宋、夏议和未果，又使宋、辽纷争骤起。要求册封西夏推后，先对契丹进行外交说服，取得三方和约。由于，余靖胸有成竹，目标明确，又雄辩滔滔，出使后，经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终于说服契丹放弃成见。与此同时，余靖又化解了三方其他争端，达成了宋、辽、夏之间的和好，这是得来不易的，但当余靖完成使命回国时，等待他的不是荣耀，而是第二次被贬，这是令人发指的。原来余靖有语言天赋，在出使期间学会契丹语言，这本来是他的长处，有利于开展外交活动。但却被政敌作为参劾的借口，说他习“胡语”有失“国格”，因此被贬。这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余靖出使契丹的重大贡献，他非凡的外交才智和魄力，是不容抹煞的。

余靖两次广南平乱，建立殊功，朝野赞誉，是他宦海生涯中的又一辉煌篇章。皇祐五年（1052年）侬智高野心膨胀，欲割据广南，自立为王，兵发广源州（今越南谅山），连陷横山寨（今广西横山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梧州、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等数州，兵临广州，广州告急，朝廷震惊。仁宗急调余靖、孙沔经略广南，以控制局势。随后狄青统领大军，挥师南下。狄青乃一代名将，治军严谨，指挥有方，又有余靖等运筹帷幄，文武协同，将士用命，几经战斗，很快就扭转战局，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侬氏之乱。此役杨家小将杨文广也随军参战，立有军功。狄青班师回朝，余靖受命留守广南，从事善后工作。他一方面清剿残敌，另方面大力恢复秩序，安抚百姓，使民众能安居乐业。这是他第一次广南平乱。著有雄文“大宋平蛮碑”详记此事。与第一次不同，余靖第二次广南平乱，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威望和政治智慧，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来完成的。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时余靖知青州（今山东淄博市），奉召回京，事因交趾（今越南北部）兴兵侵犯广南，情势紧急。仁宗考虑余靖是平乱能手，是对付交趾的最佳人选，任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全权处理此事。余靖受命即率部火速南进。到任后，他根据情况分析，认为对交趾问题采取武力解决，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还会遗留后患，不是上策。若能通过政治手段，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于是传檄交趾，严斥其兴兵作乱，是玩火自焚，促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或可宽恕。交趾久闻余靖大名，今领兵前来，自知不是对手，已成惊弓之鸟，接到檄文，即上表罢兵归顺。这也是余靖要看到的最好结果。他这次平乱成功，不费一刀一枪，实在太漂亮了。所以仁宗称他“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

余靖长期为官，结识了许多名流挚友，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王素等志同道合，相知相交，就不用多说了。且说他与狄青本无来往，通过广南平乱，共理军机，互相了解。余靖非常欣赏狄青的军事才能，狄青十分敬佩余靖的学识文采，互相敬重，成了知交。狄青在病危时，特别叮嘱后人，在他身后一定要请余靖为他写墓志铭。此铭后收入《武溪集》。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余靖与蔡襄的深厚情谊。蔡襄福建人，进士出身，官至三司使，是京师最高财政长官。是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与米芾，苏东坡，黄庭坚齐名，他的“自书诗贴”现珍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他对余靖刚正不阿，置安危于度外的恢宏风范非常推崇。仁宗景祐三年，余靖因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他作诗说余靖“气虹万丈横天衢”。仁宗庆历三年，余靖、欧阳修、王素任谏官，他又赋诗说他们“必有谋猷禆帝右，更加风采动朝端”。后经余靖等推荐，蔡襄亦为谏官。余靖出使契丹，有功而被贬，他感到愤懑，多加慰勉。在余靖广南平乱成功时，又致书祝贺。更为动人的是，英宗二年（1064年），余靖在金陵（今南京市）染病辞世，终年64岁。蔡襄闻讯，立即上表英宗，建议赐余靖谥襄，赠刑部尚书，均为英宗接纳。从而为自己的挚友表达了最后的敬意。在风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官场中，余靖与蔡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保持终生纯正友谊，洋溢人性蕴藏的真善美，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