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兴的余靖襄公，自从葬于曲江的次年，他的儿子仲荀来亳州（安徽省亳县）告诉说：“广东的余氏世祖是福建人，在唐末五代时，因逃战乱而到韶州。自始祖以来，都是隐居匿迹，直至余襄公中举进士，开始登上官场。襄公官职高，为后人扬眉吐气。曲江地处偏僻山区，自唐朝出了一个宰相张文献（即张九龄）为贤相，成为知名人士，直至余襄公才再成为宋朝名臣。余氏来韶州从四世起就显赫官场，而曲江沉寂三百年，然后出现名人，只有余襄公登上高官之位，正秩三品，封有爵位和土地，成为开国开乡的始祖，继在传统的美德，也为韶州人争取了荣誉。至于皇上封公的褒奖、抚恤、馈赠、追谥。自始至终都是十分宠幸和丰盛：嘉奖有诏书，抚恤有物，赠馈有诰命，死后还加封谥号曰‘襄’。封公的功劳有记录、有状命记载下来，死后安葬在幽静的山谷，设有墓碑，可以说是十分安善了。唯独只有龙头黾脚安砌在墓穴中，把公的身份显示给后世。但是，对子孙后代起教育作用应该有传记文章，可惜缺少了。故此请你撰写。”

根据史实记载：余靖韶州曲江人，曾祖名从，祖父名荣，都没当过官；父名庆太常寺博士，曾受赠太常寺少卿；公名靖，字安道，号武溪（据《韶州志》记载：韶州城府下有条武水河，故此为号）。他官至散朝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都钤辖、经略安抚使等职，并受封柱国始兴郡开国公荣誉称号。按皇例可受封收取二千六百户租税，但襄公为减轻朝上的负担，只收取二百户租税。其余的则上交国库。宋治平元年（1064年）由广州到京城开封途中，六月癸亥日因病在金陵（南京）去世。皇上听说十分悲恸，宣布停止临朝听政一天，以示哀悼，并送来粟帛吊祭，赠刑部尚书，赐谥号“襄”，次年七月乙酉日，返回曲江龙归乡成家山安葬。

襄公为人直率刚劲，说话彬彬有礼，不随便发怒发狂。自小博学多才，记忆力特强，至于历代史记、阴阳律历，以及佛教道教的理论，也无所不通。宋天圣二年（1024年）举进士，任赣县（赣州市）县尉，后经考试，书判拔萃科，升任新建县（南昌市）知县，后又升上朝廷任秘书丞，负责校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书，又任集贤校理、天章阁诗制。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因言论触犯了宰相而遭冤罪，朝廷的谏官御史不敢大胆辩言，襄公直言上疏皇上论理，因而被贬筠州监酒税：不久调去泰州（江苏泰州市）。后来皇上悔悟，极有必要复用范仲淹，因范仲淹之事而受株连的群臣都被召回复职复用，唯有襄公自愿请求调往英州（英德市）任知州。后升任太常博士。因母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暂辞官职，丧礼完毕，回京任集贤校理，同时任太常礼院。

宋景祐至庆历年间，长期太平盛世，君皇昏庸，官吏办事因循守旧，还有许多失职，突然遇到以赵元昊为首的西夏叛乱，朝廷无力治乱，派出军队去讨伐，很久不能取胜，县衙财政空虚，百姓生活困苦。皇上勃然大怒，决心整顿朝政，更换二三大臣，又增设谏官四名，共同议论天下事，揭露腐败，整治朝政，襄公是四谏官之一，改以正方谏官的身份。他感激皇上的信任，努力履行职守，遇事敢言，无所回避，一些靠奉承络宠的奸臣都不敢再妄言，襄公的行动对政局是非常有利的，但也遭到一些流言蜚语。

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发誓请求和解，取消帝制，封册为夏国主，而在北方与西夏比邻的契丹向西夏发起进攻，并派来使者声称他们的行动是帮中原讨贼，并报告了出兵的日期，请求要与西夏和解。朝廷左右为难，不知所措，若答应契丹的要求，就得重新拒绝与西夏和解；若不答应，必然会爆发与契丹的战争。议论不决。襄公提出了一个独特见解，认为中国长期稳定、无战事。我军息兵养勇，封契丹非常不利，故此用离间计，阻挠宋朝封它宣战，是不可听的。朝廷虽然接纳襄公意见，但还犹豫留着西夏册不敢遣放，而赞成襄公意见的大臣支持襄公去办理，襄公受委派，带领十名勇将直出居庸关，从容地走进驻在九十九泉的契丹军帐营，镇定自若地坐下来与契丹头领谈判，他文正严词与对方辩论分析数十个来回，契丹终于理屈词穷，接受停止进攻西夏，襄公带着和解协议回来，朝廷决定封册西夏元昊为臣。西境战争和解，而此线也无战事。当年，襄公调任制诰史馆修撰史书，契丹不守协议派兵攻打西夏。次年契丹派使者来说攻夏胜利。因襄公曾出击契丹，熟习契丹语，受任吉州（山西省吉县）知州，镇守北疆，但是一些与他结怨的奸臣，为了私利造谣诬陷。随后调任少监，分官南京，襄公毫不计较、怡然自得地回到家乡，闭门谢绝宾客，不过问政事，前后共六年，皇上多次想邀请他回朝廷任职，还对朝廷上许多不适用的大臣，皇上赐一些光禄少卿的空职衔，让他们回家。而襄公则任命为雅州刺史寿州兵马钤辖襄公，仍不愿出任。皇祐三年（1050年）在祀明堂，皇上恩授襄公卫尉卿官衔。次年任虏州（赣州）知州。因父亲去世，辞职守孝。

当时，岭南广源蛮贼侬高智作叛，攻陷邕州（广西南宁市），连续攻陷岭南多个州县，包围广州。形势紧迫，皇上派人把襄公从家中诏请出来，任为秘书监，任职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日束装起程，赶往广南道，又改任桂州广南西路的按抚使。经考察奏报皇上说：“贼在东面，而派我去西面，怎能剿贼呢？这不是我的意愿。”皇上称赞他很有高见，立即诏令襄公控制广东西面的盗贼，公随后迫迎广州，而智高再从西线向邕州逃跑。自从智高初起作乱时，在岭南一带的交趾，请求出兵讨伐智高贼，皇上没有批准。襄公则认为：智高、交趾都是叛乱者，应让交趾出兵讨智高，无需拦阻交趾对朝廷有利的要求。他把这些意见上疏皇上，但没有答复。为了这事，襄公说：“邕州与交趾接壤，今日不接受交趾的建议，必须引起交趾忿恨，反而助长了智高的气焰。”公作出决定与交趾会兵攻打智高；又招募岭南一带各少数民族的头领，给他们一些低微的官衔，与他们签订誓言合约，要他们听从朝廷指挥调度，有人怀疑这个办法不顶用。襄公说：“只要他们不与智高谋合就达到目的了。”智高进入邕州后失去了外援，处于孤立地位，不久，朝廷派宣抚使狄青与襄公的兵会后攻打智高，在归仁（南宁市东北）把贼兵打败，智高从海路逃亡，邕州叛乱平息了。襄公向看上请辞回乡尽丧父孝节，不获批准，理由是各路将领班师回朝，而智高还未被击毙，叛军还未彻底肃清，因此留他在广西，防御不测，后升给事中，谏官御史反复上疏皇上，奏议襄公功劳极大而奖赏微薄，皇上再升襄公为尚书工部侍郎，仍留守广西一年多，直把叛乱分子全部剿灭，岭南沿海整肃安宁，又派员进入特磨（今广西南县）突袭智高，擒智高母亲和弟弟归案，解押朝廷斩首。襄公再升为集贤院学士。后来再升为潭州，（长沙市）知州，又到青州（山东益都县）任知州，再升吏部待郎。

嘉祐五年（1060年）在西南的交趾作乱，侵犯邕州，杀死了五名巡检，惊动朝廷，天子考虑到在岭南一带思德和威信显赫，而令交趾惧怕的人非襄公莫属。火急召襄公为广西体量安抚史，尽数点齐荆湖军队随从，襄公至前线，则对交趾发出讨檄，并传召交趾臣费嘉祐严厉谴责。费嘉祐恐惧地答说：“犯了侵犯边境之罪，罪该当死，愿意回去把为首分子捉拿献上来。”立即把五个为首分子逮捕，送到钦州的边界上斩首处决。办完案后襄公要离开邕州，邕州百姓夹道挽留不成。次年，以尚书左丞的官衔任广州知州。宋英登基后，又升襄公为工部尚书。在回京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余襄公生前经略治理很有办法，前后十年治理了六个州，所到之处都为百姓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深受百姓爱戴。虽然长期忙于政务和作战，但仍手不释卷，写了大量著作，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五卷、《三史刊误》四十卷。

襄公的夫人林氏受封鲁郡夫人。生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庄为殿中丞，英年早逝；次子仲荀为屯田员外郎；三子叔英为太常寺太祝。六个女儿都嫁到豪门仕族，有男孙四个，女孙五个。铭文曰：

余迁曲江，仍世不显。奋自襄公，有声甚远。始兴开国，袭美于前。两贤相望，三百余年。

伟哉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责。左右献纳，奸谀屏息。庆历之治，实多补益。

逢时有事，奔走南北。功书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艰勤，险夷一德。小人之谗，公废于里。

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结，岭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顾。胡召其还，殒于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