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让我走过不少地方，留下许多足印。而这些足印的最密集处之一应该是家乡荻海余忠襄公祠。在那里，我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我在那里上小学、上初中和上高中。

那时候，荻海小学、风采中学都设在祠堂里。小学在东斋，中学在西斋。五岁那年，上小学一年级，我个子瘦小，早上上学时，不必像其它同学一样等待东斋大铁闸的开启，只要侧身弯腰，便可以穿越铁闸旁边的空隙，洋洋得意地第一个进入课室。

在东斋读至三年级，日寇陷三埠，我家避难至乡间。1945年抗战胜利，这时荻海小学已由祠堂东斋迁至河边现址。我复学至毕业，随即考入风采初中，仍然学习于忠襄公祠内。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办学条件较差，书桌要学生自备。开学之日，由家长挑着各式各样的双人桌子凳子进课堂，晚上自习也是学生自带小油灯照明，课堂里没有电灯。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克服。而最令人惊愕、气愤的是祠堂墙上壁画被毁。

忠襄公祠是少有的极具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尤其是檐下的风景人物浮雕更是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我常常喜欢在那里仰着头仔细欣赏。当战后我回到学校，再一次仰着头去欣赏这些久违了的艺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一幅浮雕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头颅都不见了！人们告诉我，当那些没有人性的两脚野兽——日寇在把风采祠堂作为战地医院时，用枪把浮雕上的人物头颅全部射碎取乐。这些被蹂躏的艺术见证着日寇的凶恶与愚昧；这些没有头颅的人物控诉着强盗的野性与残暴。可喜的是，听说现在重修大祠堂的计划中包括重修浮雕。不久，这些可贵的艺术作品又可重见天日，这着实令人高兴。

读初中时，我们玩捉迷藏的“最后迷宫”便是二进大厅。那里是供奉由忠襄公开始历代祖先神位的地方。一块块绿底金字的祖先牌位由大至小、由上至下金字塔形整整齐齐地供奉着。牌位很多，一排排地垒着看起来像一堵深绿色的墙，非常庄严。

由初中至高中，除了课堂之外，我们常常徜徉的地方便是操场和河边。当时，在操场的东西两侧，各植有一棵荔枝树。树冠半圆，绿叶茂密，像两把巨伞撑在地上，非常好看，是风采中学一景。

每周童子军出操，全校学生在大操场列队，在两棵荔枝树之间“一、二、一，一、二、一”的转圈圈操练。下操之后，我们常常抢先去“骑狮子”或玩石球。祠堂正门两侧各有一只石狮蹲伏地上，连同后展的“狮被”可容三、四个小孩子骑坐。石狮侧后方的石雕中，各有一只精美的镂空雕出的浑圆的小石球。它可以自由滚动，外有三爪保护不至滑出，也不能被取走。我们最喜欢用手指穿过三爪搅动石球，听那石球滚撞石壁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很有趣、很好玩。可惜后来不知被哪只罪恶的手把三爪凿断，取走石球。该死的无知与贪婪！

操场边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围墙基。这大约一米多宽的半弧形的高基是我课余的“度假圣地”（也是我每次回访母校必定登临处）。绕着围基内侧长着一排老榕树，高大浓密的枝叶撑在围基上像绿色的凉棚。围基中段正对着茭江与潭江汇处。傍晚时分，归帆点点，凉风习习。闲坐基上，心旷神怡。或三五好友谈心，或独自思驰神骋，真是惬意极了。

共和国成立那年，风采中学办高中部。我们是第一届高中生，同班人数不多，但大家相处得像兄弟姊妹一样，非常愉快。那时学校有两条小舢舨，叫“鲨鱼小姐”号和“美洲小姐”号。几乎每天晚饭后，我们划着“小姐”到对岸长龙洲风采泳场戏水。当时水清见底，没有污染，更添游趣。有时我们会分成两组，分别驾着两位“小姐”作快艇赛，看谁先达对岸。波浪涌着小艇，呐喊伴着笑声，每个人都沉浸在兴奋快乐之中，谁第一已经不重要了，多么美好难忘的日子！

到广州上学后，我们有许多机会回到童年成长的摇篮——风采祠堂。大学放暑假，我回来参加母校的宣传演出，在祠堂正门两侧台之间架起舞台。当时演出的是粤剧折子戏《楼台会》，谭伯旺老师演梁山伯，我扮演祝英台，永桢扮演我的侍女银心。多年之后，回访母校站在正门前，耳际仿佛仍可听到那锣鼓弦索之音。大学毕业后我任教开侨中学数年，也常有机会回访风采祠堂。因为妈妈林志云在风采任校医，每周末我从长沙回家必先到风采校医室看望她。

回顾1941年至今，一晃数十年过去了，但许多情景记忆犹新。课堂、礼堂、操场、水边历历在目；书声、歌声、喊声、笑声回荡耳际。从稚龄小儿启蒙求知于风采东斋，到古稀之年思慈感恩于风采楼，万千思绪揉着深深的怀念，半个世纪情系风采祠堂。在此，衷心祝愿风采母校鸿图大展，家乡开平富庶兴旺，风采月刊誉冠乡梓，忠襄宗祠万古流芳！

作者简介：余拱璧，三埠东河东溪村人，世居荻海中和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特级教师，曾任广州执信中学副校长、美国洛杉矶中华文化孔教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