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采堂的文脉——余靖风采名贤余忠襄公祠－荻海风采堂余氏由余余靖忠襄公风采四邑儒林里

风采堂的文脉——余靖风采

余泽欣撰

上世纪八十年代，清华大学一位古建筑专家来开平参观风采堂时，评价风采堂建筑“与陈家祠齐美”。省博物馆专家参观后也认为 “风采堂建筑不亚于广州陈家祠”。这是把一栋纯中式的建筑，和一栋融合中西多元文化的建筑加以比较，本来没有多少可比性，虽然可以比较祠堂的格局和其中中式建筑的元素。但风采堂多元文化的内涵和完美的结合西方建筑元素，是无法比较的。《陈家祠》一书的作者、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黄淼章先生亲自来风采堂参观后，他撇开二者的比较，直接给予“中西合璧，风采犹存”的评语。恰是黄淼章先生这句话点出了风采堂的文脉所在。

文脉，是指一种文化在历史上开创、传承以至延续的脉络，而建筑是文化在历史延续中的体现。风采堂的文脉就是“余靖风采”。 “风采犹存”，是指由忠襄公余靖开始的风采精神经过后代子孙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至今犹存，其物质的载体就是中西合璧的风采堂，是风采精神延续至今的体现。

“风采”源出于宋朝蔡襄赞余靖等四名谏官的诗句：“必有谋猷裨帝右，更加风采动朝端。”宋仁宗对余靖由贬抑、感悟、重用而至褒奖有加，御笔亲题：“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这是由皇帝对余靖风采作出的最高评价。

此后越400多年，到了明朝弘治十年 (一四九七)，在余靖的出生地韶关建起一栋余靖纪念楼，是明朝韶州知府钱镛所建，与纪念张九龄的风度楼相望，定名为“风采楼”。 “风采楼”三字的原迹，乃明代名儒、书法家陈献章(字白沙)用茅龙笔所书。陈献章撰《风采楼记》赞余靖风采“若凤凰芝草不恒有于世”。此后又越400多年，清末民初年间，余靖的后裔在台山、开平的聚居地荻海，修建名贤余忠襄公祠，定名为“风采堂”，风采堂后也有一栋风采楼，其字体皆临摹自韶关的风采楼。以显示其与韶关祖居地和风采楼一脉相承。余觐光在《余襄公祠堂记》中，赞“公之学问勋业节概，史有传，庐陵有碑，白沙有记，其为文章撰为集，礧礧轩天地不朽。”（译文：襄公余靖的学问、功勋、操守和气概，已有宋史记载，有欧阳修的《襄公墓碑铭并序》，有陈献章的《风采楼记》，襄公所作的文章撰辑成《武溪集》，磊磊然轩昂于天地之间为不朽。）

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香港、澳门以及岭南许多余族聚居地的余族堂会、社团和建筑均以“风采堂”命名。“风采”成为余族的徽号，是一项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用以纪念太祖忠襄公余靖。荻海风采堂是海内外众多风采堂中形制与规模最大的建筑，在祠门上方的横匾石刻有七个浑厚刚劲的颜体大字：“名贤余忠襄公祠”。故风采堂又简称“名贤祠”。“名贤”的意义是：余靖风采不独属于余族的，更是属于华人的，属于世界的。由于余靖风采的感人事迹，从2012年起，江门市、开平市已将风采堂列为廉政教育基地。2013年又获批准为广东省廉政教育基地。

余靖风采的内涵可概括为：学汇中外，道贯古今；策虑周密，直言敢谏；文能绥众，武能折冲；忠耿尽职，清廉自律。其风采，长久地影响于后世，为后世所效法。

到过韶关的人都知道，说到余靖风采，就会联想到九龄风度。张九龄[1]被誉为“岭南第一人”，比余靖早300多年，是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后罢相，为荆州长史。唐玄宗在暮年垂政，常问吏部或儿皇所用之重臣：“风度得如九龄否？”历代因此并称九龄风度和余靖风采。

余靖出自岭南，韶州是他的出生地，广州是他晚年经略管治的地方。古之岭南，韶州府城和广州府城成南北倚角之势，自古以来，一直是南来北往的枢纽。岭南地区最早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严格说来，汉文化和岭南土著文化最早碰撞、交融的地区，就在这里。从南海登岸传入的海外文化，也最早抵达这里被消化吸收，然后越岭北上播扬。余靖风采在此造就而成，不足为奇。余靖的先祖均来自北方，其母体孕育着中原文化，可以说是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岭南人。不断吸收各个地域的先进文化，也包括海外文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风格。岭南地气温暖，北回归线贯穿中部，阳光雨水充沛。岭南岭北形成截然不同的气候，当岭北还是严冬的时候，岭南已经感受到地气的回暖，腊梅含苞欲放了。所以靖公在他的《题庾岭三亭诗·叱驭楼》中有感而发：“南枝初见梅林秀”。这种处于南方的梅林得风气之先的鲜明个性，使余靖和张九龄一样，都有尚直的本色，对皇帝直言敢谏，即使丢官出贬也在所不惜。

余靖生长于岭南，晚年从政的主要活动地也在岭南。岭南文化作为中国的地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始终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活跃的文化机制。故而余靖风采和九龄风度一样，成为岭南文化的光辉内核之一，而彪炳青史。二公被誉为岭南文化璀璨的双星座，光照寰宇，举世瞩目。

余靖自号武溪，有《武溪集》传世。这其中的缘由，是因为张九龄自号曲江，有《曲江集》传世。曲江是由武江和浈江汇流而成，是北江上游。余靖自小倾慕张九龄风度，把自己比喻为武江的小小溪流，汇合浈江而后成为曲江。余靖多元文化的风采就是在这种三江汇流的环境中造就的。恰巧荻海风采堂也具有三江汇流这种优胜的地理条件。选址于荻海茭荻嘴就是因为筊江和锦江在这里合流为潭江，这种地理上的巧合让人浮想联翩，仿佛真的置身于曲江头，似乎看到了两种源流，两种文化合流所形成的奇观。这奇观就是名贤余忠襄公祠——风采堂。

风采堂由于地缘和时代的巧合，既传承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创新的吸收优秀的西方文化。如果从传承创新，经世致用，融会贯通中西建筑文化方面来说，风采堂在一百年前兴建，无疑是走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最前列。例如，比它早10年的广州陈家祠，还是纯中式传统建筑；而列入世界遗产的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开平碉楼与村镇建设，一般是更后十至二十年左右才形成建设高潮。

余靖风采，是在岭南这种多元化文化融合的机制中造就而成。反过来可以说，

余靖风采是多元化文化融合的典范。这种典范是始终以中华悠久文化为主线，同化外来优秀文化，从不迷失真我。风采堂的文脉就是余靖风采对后世后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风采堂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上也莫不如此。

余靖风采融合多元化文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少接受中外多元文化的熏陶

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在《襄公墓碑铭并序》中说到：“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诸史杂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图、老子之书，无所不通。”余靖从小秉赋中原文化的血统和九龄风度给予的素质，在求学阶段，就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儒、佛、道三家思想，其中儒、道是植根于中土，佛（浮图）是外来文化。

佛教禅宗，由菩提达摩经海路从岭南传入中国，盛于六祖惠能，唐宋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祥地就在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坐落在韶州曲江县马坝东南7公里的曹溪之畔，依山面水，峰峦奇秀。六祖惠能写下千古绝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五祖弘忍秘传衣钵之后，从北方一路南逃至岭南，在此传授佛法37年，因而南华寺有南禅“祖庭”之称。禅宗成了中土化的外来文化，而韶关自古就有融汇中外文化的优良传统。

（2）余靖的师承关系

余靖幼年时代（6~12岁）在翁源县耽石院接受启蒙教育，其导师有曲江名士王式、舅舅黄正和梅鼎臣，由颇有文才的耽石院主持释慧周监读，可知余靖从小就接受儒、释两种文化思想的教育。

余靖青少年时期从15岁开始，“寻师千里，备历险艰，志学十年，乃得科第”。这一时期师从林逋、张伯瑞、胡瑗以及孙复等。

余靖受岳父林从周之荐，拜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为师，适张伯瑞同在孤山，机缘巧合之下，两人遂同收余靖为徒。林逋字君复，谥和靖，是一位通晓经史百家的名士、诗人；张伯瑞字平叔，号紫阳仙人，为道教南宗紫阳派祖师，撰《悟真篇》倡三教合一。余靖虽然从小接受儒、佛、道多元文化的熏陶，但是林逋从余靖的学业精进出发，还是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他于1020年命余靖前往江苏吴县吴中书屋深造，师从胡瑗、孙复学经义。胡瑗与孙复是宋初理学先驱，与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而石介本就是余靖在孤山的同窗。由此可知，余靖的治学以儒学为主，与“宋初三先生”皆有渊源，唯余靖兼通道、佛之理，只要有益教化，不排斥外来文化。余靖后来写了很多有关佛教的寺记，皆点明这一道理。余靖本名希古，后来为了纪念已故恩师林逋，依其谥号改名靖，继承恩师靖匡社稷之志，其诗亦有林逋淡泊的遗风。

（3）善于深入社会，善于融汇不同地域文化。

余靖在其走南闯北的一生中，极善于深入社会各阶层，善于和各种人物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多角度、多渠道地从各个方面来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1014年春夏，余靖为了深入社会千里求学，舍弃乘船由海路到杭州的捷径，选择陆路步行，其行程从潮州沿韩江而上入闽境，经上杭、龙岩、永安、三元镇（三明市）、南平、光泽、建瓯、建阳、松溪进入浙境，沿龙泉溪上抵丽水、缙云、永康、金华、义乌、诸暨、萧山到杭州。他跋山涉水到达光泽县，探望留在福建祖居地的宗亲，父老乡亲对他寄予厚望，从清溪中拾几颗晶莹的小石子，装满一竹筒清甜的山泉水送与他，希望他能重整祖风，做一个济世救民的大贤臣。他溯松溪而入浙，路上中暑，晕倒在河边，被一姓林的温州商人救起，盘问他是林运使举荐到杭州府拜师求学，就要带他从海路到杭州。余靖婉言谢绝，继续他的行程。[2]一路翻山越岭走来，余靖切身处地看到了岭南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江、浙、闽虽然地少人多，但那里相对比较繁华，读书人比较多，做生意的人也多，能工巧匠更多，市场经济也比较活跃，余靖感到自己故乡和整个岭南地区落后了，必须奋发图强急起直追。

余靖进士及第，考取书判拔萃第一，进入仕途以后，每到一地，都以体察民情学风，发掘人才为己任，写了不少学记、寺记、地方记等。他以监丞知新建县的时候，就曾向知州举荐当时还默默无闻、科举失意的李靓，延请其在府庠任教。庆历年间，李靓三次来京见他，他又上书《荐李靓状》，李靓遂被任命为太学说书、直讲。李靓是江西南城人（1009-1059），后来成为北宋一位重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著作家，世称“直讲先生”，与余靖善于发掘不同地域文化俊才不无关系。在科举制度的底层，各地方有大量怀才不遇、落第失意的才俊，余靖能够破格举荐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余靖在从政过程中，发现京都与沿海城镇的繁华和贫困地区的反差，皇族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国家积贫积弱之势日益加深，更加激发了他坚定不移地要弘扬九龄风度的雄心壮志，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不断地留意考察和冷静思索，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提出及时、适时而颇有远见的献策，力图改革弊政，革除华丽颓废的文凤，千方百计地在务实行动中使之国富民强，“文能绥众，武能折冲”，名符其实地使自己进入了大宋贤臣的行列。

（4）善于处理外交，善于吸取不同民族文化。

余靖在应对辽夏鼎足之势的棘手问题上，连上数封奏章，辨析独到。三度受命使辽，仅带十余骑出居庸关，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折服雄据一方的辽主﹐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维护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写外交诗，如用契丹语创作而用汉语意译的七言绝句《胡语诗》在使辽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使辽期间，了解当地的官制和风土人情，写成《契丹官仪》。他代表宋廷出使宋辽夏三方交好仪式后，把与友邦和平共处的观点写入五言律诗《塞上》中，格调高阔明丽，一洗宋代边塞诗的凄苍屈辱感。

余靖晚年知广州，重视在蕃坊兴办学校，重视和蕃邦人士友好相处，如嘉祐七年(1062)，大食国（今之伊朗）首领蒲沙乙来广州进贡方物，没带翻译来，余靖为他在蕃坊找一大食商人充译者，让他晋京面圣；蒲沙乙再经广州回国前，靖公又请他在蕃坊讲学，为广州市舶司官员介绍海外商情，传授波斯算法。这种力促炎黄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风采堂前天井有一座精美绝伦的半八边形拜堂，有礼让迎宾的功能，其浓郁的伊斯兰风格有意无意的透露这一渊源。由此可见，余靖风采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是与世长存的。

注释：

[1]张九龄(678-740) : 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2] 《余靖谱传志略》易行广著。

[3] 《多元文化融合与余靖风采》易行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