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靖风采与《从政六箴》
罗韬 成华青
（韶关学院社科部讲师；韶关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口尽相欢。昔时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好竭谋猷局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人生万事皆尘土，惟是功名永远看。
这是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作的一首诗，赞誉余靖等人敢于犯颜直谏的耿直风格。"风采"二字源出于此。后来，人们便把"风采"二字专门用来赞颂余靖的为人和品格。在他曾为官的地方，当地百姓建有一些祠宇，每年祭祀。在筠州（今江西高安县）有二贤祠，在广州有八贤堂。在他的故乡韶关，有张（九龄）余二公合祠。当然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春，韶州知府钱镛为纪念余靖在朝为官之风采，所建的"风采楼"，1933年重建，主题用钢筋混凝土筑成，楼高21米，宏伟壮观，现已成为韶关的重要标志。
余靖风采究竟蕴涵着什么内容为后人如此敬仰呢？笔者认为其《从政六箴》——清、公、勤、明、和、慎，正是其一生的写照，亦是其风采之所在。现试从这六个方面论述余靖从政风采。
一、清，即清廉
在《从政六箴》中，余靖把清廉放在首位，开宗明义地阐明"政为民纲，清本士节，立于寡过，先乎自洁。"可见，他认为为官之要义首在于清廉，否则"贪彼财铜，过乎豪夺，罪盈于贯，阳诛阴罚。
余靖不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京城为官，都要求下属官吏要清廉，并且将清廉作为考察官员的首要要求。在皇枯四年，平定侬智高为首的动乱后，余靖留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制订休养生息措施，安抚流民。他从整顿吏治着手，要求各级官员清正廉洁，果断起用了一批刚直廉明的清官，上奏朝廷惩办了一批询私舞弊的贪官，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冗官。这样，一年后"抚辑完复，岭海肃然。至和元年十一月，余靖在邕州南效主持兵民云集，连交趾（今越南）国也派使来参观。当余靖宣读朝廷赦书后，在场中外边民齐声欢呼。而当朝廷特使宣布要改余靖知潭州时，邕州兵民哭拜于道，要求朝廷把余靖继续留任桂州，宣抚全路。由于皇命难违，嘉祐二年二月，还是要调他知潭州，余靖严令桂州官员不许泄露，谢绝一切馈送，悄悄地卸任而去。在嘉祐六年，余靖以尚书左承知广州，兼管内劝农市舶使，提点银铜场公事。广州一带物产丰富，一向是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历代到广州做官的，往往搜刮民财，宦囊饱满。余靖下车伊始，奏请朝廷"罢番舶装船税"，免除外国商船在广东海岸装货的附加税，以活跃进出口商业。于是，来往于广州港口的外国船舶络绎不绝，日益增多。同时，严禁官吏"市南药诸番货"，以保证国家收入。到余靖卸任前，广州市舶年收入恢复到皇祐中期的收入水平，使广州重新成为海内外贸易和友好往来的最繁忙的港口城市。
当然，余靖不仅要求下属官员清廉，而且以身作则，以清廉朴素名传朝野。他一生两袖清风，从不取地方一款一物。在知广州期间，到下属州府察访，端州府（今肇庆市）送他一个端砚，高州府（今茂名市）送他两颗图章，他拒绝赠送，自己掏钱买下。对朝廷给他的赏钱赏银也分文不取，封存于广州军资库内。上任卸任，从不要人迎送。他提倡轻车简从，破除官场中迎来送往、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恶习。同时，他经常从自己的薪傣中，抽资接济赤贫士民、落难友人，同包拯一样是一位难得清官。
余靖在广州任职将近5年，为政清廉，在晋升离任前，"不载南海一物"，受到百姓的称赞。"其廉洁谨行，可见一斑"（朱熹《五朝名巨言行录》）。
二、公，即公正
公箴曰："厥初生民，周有纪极。群居杂处，斗一智竞力。乃建官司，分其曲直。所以衡鉴，所以纠墨。抱公绝私，是为率职。惟柔惟俊，腹心之病。惟端惟方，政化之纲。"余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纠纷非常之多，所以才设立政府来分是非曲直，作为官吏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做好本职之作，才能维护政府权威。
余靖为官抱公绝私，从不为个人安危、荣辱考虑，而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宋仁宗景祐二年，礼部员外郎范仲淹针对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的行径，上《百官图》给皇帝，指出宰相吕夷简误国误民。后又写成《帝王好尚》、《任贤任能》、《近名》、《推委》上呈皇帝，其意切中时弊，暗示国家将会坏在吕夷简手上。这样，引起吕氏的忌恨，竟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巨，引用朋党。仁宗听信谗言，把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在保守派得势的情况下，虽有人同情范仲淹的遭遇，但人人缄口避祸，连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时任集贤院校理的余靖，目睹此状，不畏权贵，不畏株连，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大胆上疏论救："仲淹秉朴忠之心，怀直谏之节，不识忌讳，有可矜悯。观其临事不苟，言必忏上，竭忠奉国，夫岂私其身哉。"余靖不仅为范仲淹打抱不平，还敢于犯颜直指仁宗皇帝的失误："陛下自亲政已来，二逐言事者矣，恐钳天下之曰，不可不谨！伏望陛下以舜察迩言为念，不以诽谤而加罪，追改前命，无重过举，则天下幸甚。"当时，余靖还不是谏官，只是一个小小的集贤校理，他明知自己官位卑微，又在仁宗大怒之时越职言事，说不定会遭致杀身之祸，但他以国事为重，置生死于度外，慷慨陈词："巨故抵罪妄，辄有开陈者，怀忠事君，不敢自爱，万一益国，死无所限。"结果，忠言逆耳，仁宗皇帝恼羞成怒，将忠心耿耿的余靖贬至偏僻的筠州为酒税小吏。
虽然有过此次教训，但余靖凡事仍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避奸邪，不畏权贵，秉公直言。庆历二年七月，余靖会同欧阳修等谏官，咸言"举正懦默不称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仁宗接受余靖等的人的建议，罢免王举正，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的上台，对保守派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为推行新政铺平了道路。余靖还多次上疏，奏劾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他指出户部判官、工部郎中王球被疾不任事，于是王球被仁宗诏罢怀州；又揭露监察御史刘元瑜奸邪，贿赂升官，结果刘元瑜也被罢免。对于那些依托裙带关系晋官授爵而又无能的人，尤其指斥。张尧佐是仁宗爱妃的世父，迁摧甚快，一日中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余靖并不因为张尧佐受宠而畏惧，直言尧佐识见浅近，不应升官太速，以免贻害国家。
欧阳修称赞他"感激备励，遇事辄言，无所回避。奸馁权幸，屏息畏之。"与此同时，余靖还举荐一批有才识、有革新思想的人到要职上任事。仁宗对他非常赏识，多次采纳他的意见，并称赞他"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余国屏《余忠襄公年谱》），亲赐五品官服，以示嘉奖。
三、勤，即勤勉
余靖认为"怠则废职，勤则政宣".他为官数十载，不论是在重用得志时，还是在被贬任上，都能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为国分忧。
庆历四年，是余靖兼职最多之时：除了继续担任右正言，还兼任集贤校理、知谏院、同判太常礼院、同修起居注、知制浩、兼史馆修撰、权同判吏部流内价。就在这一年，"余靖写了近百篇制浩，并同修起居注。而于谏净之职，则更为尽心尽力。以现存奏议来看：几乎每月都有，极少间断。其中：二月六章，四月五章，五月二章，六月十章，七月二章，八月、九月、十二月各一章，十一月五章；还有二章，可断在本年。"现存余靖在庆历年间的奏议，总计有59篇。他时时上达民意，补救闲失，分辨邪正，裨赞朝纲，其建议屡次被仁宗所采纳。
在他知天命之年，因憧族首领依智高造反，带兵沿西江东下攻打广州，到处烧杀抢掠，弄得田野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在朝廷忧之、君臣为之旰食的危难时刻，余靖两度领兵奔赴前线，回旋于瘴病弥漫的丛山峻岭之中，"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许多人是不愿、不敢并且是不屑去做的".甚至在平定了叛乱，而没有得到什么封赐的情况下，还到处劳碌奔波，留守广西，从事战后治理的艰辛工作。
余靖不仅勤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勤于治学，还是一个有很高造诣的学者、诗人。他自幼接受师训，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尤以文学著称乡里。他曾自云："偶自童观，即亲儒术。寻师千里，备历险艰，志学十年，乃得科第。余靖读书不以儒家经典为限，"至于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仁宗景祐元年，余靖被晋升为秘书丞，他早年勤奋治学所获得的丰富知识，很快使他崭露头角。他翻阅了王室大量的古籍，发现前代的史书有许多差错。于是，多次上书皇帝，建议校勘。宋仁宗便命他与国子监直讲王诛在崇文院共同校《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部典籍。余靖埋头于史籍，日夜不辍，一年后"新校《史记》一百二十卷，新校《前汉书》一百卷，新校《后汉书》九十卷"，并在校对的基础上，写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由于余靖在秘书承任内，成绩显著，未满二年就被仁宗摧升为集贤校理。
除编纂史书外，余靖的许多著述、奏议、诗文均有很高的造诣，深得朝野嘉许，在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方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据记载，余靖著有《谏草》五卷、《三史刊误》四十五卷、《庆历正旦国信语录》一卷、《契丹官仪》，又曾参与编修《祖宗故事》、《太常新礼》等。另有后人所辑余靖文集《武溪集》二十卷。清人称赞《武溪集》道："绩其生平树立，要不失为名臣。"并对余靖的文章给予中肯评价，"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于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余靖的诗虽不多，被编入《武溪集》的虽只135首，但评价甚高。《粤东诗海》评其诗"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宋诗钞》认为他的诗"坚炼有法"，《岭南诗存》赞余靖的诗"清婉".《岭南历代诗选》谓余靖五言诗"颇受张九龄影响，幽深清劲，有骚雅之遗音。"
四、明，即明察
余靖认为为官必须明察，因为"区区强弱，茫茫真伪，巧诈千端，奸邪万计。""轩铜照胆，不将不迎。尔妍尔丑，安能循形。"他始终明察忠奸，举荐贤才，罢默贪官、庸官。
余靖把人才的选用置于改革的首位。他认为首先要选择能人贤者，才能修养法度，使百废俱兴。"京城择诸司之长，边鄙择将帅之才，牧民选循良之吏，如此则"兵农刑政，庶职皆修矣。"宋朝官冗耗费，职分不明，互相推诿，贤者无权任事。荐举布衣李觏一事，足见余靖识才爱才的独到眼光。李靓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他从小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便在家乡授教，名声颇大。天圣八年，余靖以将作监丞知新建，其时李觏只是南城布衣草民，余靖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可惜处于偏僻之地，无法施展才华，后上"荐李觏状"，以表其惜才之心。余靖称赞他"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只可惜"有此寒俊，淹在草莱，""独未蒙用，伏乞朝廷特与召试，以广得贤之路。"李觏是庆历新政拥护者，主要是在理论上支持新政，他在《富国论》、《安民策》、《庆历民言》、《平士书》、《强兵策》等文章，系统的论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方而的思想。他的理论，对庆历新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靖不仅爱才识才，更重要的是正确地辩明各种人才的长短，合理使用人才，扬其长而避其短。《乞韩琦兼领大帅镇秦州》，是余靖在庆历二年所上的奏章。当时原知渭州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文彦博徙知秦州，韩琦则同范仲淹经略径原路。余靖认为这样措置不宜，提出应该以韩琦知秦州，文彦博虽有才干，但他新到边城，与将士不熟，没有建立威望。而韩琦原知秦州，士卒信服，又数年在边疆。余靖分析了文彦博不适合统领秦州，而以韩琦之才，知秦州才合适。他指出："急遣韩琦兼领大帅，归镇秦州。增兵故关，以扼冲要。"
余靖对于有才干者极力举荐，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则不留情而地贬斥。他多次上疏劾罢枢密使夏谏、参知政事王举正、户部判官王球、太常博士茹孝标，制止边帅狄青及故相之子三司判官吕公弼晋升太速，并点名批评了大学士章得象与宰相晏殊无所作为。
除为国举荐贤能贬责奸佞外，余靖更多的是为国家政务出谋献策，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弹精竭虑地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略。通览现存余靖的奏议，不难看到内有"备灾之术"、"御国之要"、"安民之术"、"经国之要"、"救患之方"、"招抚之术"、"斗二敌之策"一类内容。由于这些方略切中时弊，符合实际，所以，大多数为仁宗所采纳，从而对强国兴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和，即宽容
余靖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凌上忽下，于义何如？刚而又方失乎正，柔而又圆近乎佞。济之中和，可以从事。"和箴有着深刻的内涵，在余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他治政宽容，即仁政的思想。因为庆历年间灾荒四起，"西戎不宾，契丹恃强，人心动摇，战守不足，而军需百物，皆出于民，"宋朝形势如此严峻，本应固其本而节其用，但"残忍之吏，朝索暮办，炉锤之声，遍于天下。"余靖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应急之方，不是勤取于民，而是"宽租赋"，既然农产有歉，就应量民力而取之，这样国家可以有部分收入，民众亦不会穷困至极，无以生存。倘若不量民力加收租赋，百姓自然"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则永失常赋矣。"衣食不足，就难保民不为"盗贼"了。
至于如何"量民力"，他认为朝廷必须掌握好征收的准则，搞好粮食储备。"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故虽尧水汤旱，民无菜色者，有备灾之术也。农收有限，当量民力而取之".如果"民有积蓄，能自充足，则邻里亲戚共相守卫，不肯弃起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加存抚，则不失其所".
照此看来，余靖仁政思想的内涵显而易见，就是"中外之政，安民为本"，就是要体恤黎民百姓，"厚农桑"、"宽民力"，给民以生路，同时还要"去冗兵，惜冗费，谨山海之禁，则国用足矣。"宋朝军队兵士之多，以致造成冗兵之势。据统计，仁宗朝军队总额己达125. 9万人，养兵费用激增。余靖主张去冗兵费，把社会财富用于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方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饥荒，消除内乱。
对于己经出现的"内乱"，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大多主张野蛮的高压政策，余靖却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应以安抚为主，"与其胜之，不若安之。"就湖南等地少数民族起义之事，特别提到安抚问题。他指出"蛮贼骚动"的原因，主要是"朝廷中外措置乖错"，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抚恤不够。庆历四年荆湖路有农民起义，前去镇压的官兵封锁山周围二十里，禁止农民耕种，而这一带千里皆山，若全部封锁，贫户甚至中等之户平日又少积蓄，一旦失去耕作自由，温饱不保，必然驱民为盗。余靖奏请皇上"疾速出榜告谕人户，并令依旧任便耕种".对于已经聚集的叛民"宜遣谋智循良之吏，单车独往，谕以祸福逆顺之理，宣以恩信而招抚之。小之生路，则众可溃散，贼焰宜熄矣。"
余靖仕宦生涯的最后10年，是在镇抚南疆度过的。他充分发挥了儒家仁治思想，平定了依智高的叛乱，解决了交趾犯边之事，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被依智高叛军破坏的城乡又逐渐繁荣起来。仁宗皇帝在《答诏》中称赞余靖此番功绩："以卿策虑无遗，忠义有素，文理足以绥众，武备足以折冲，进居承辖之重，付界方而之寄，必能宣明威信，朕庶几无南顾之忧矣。"
六、慎，即慎重
余靖认为从政必须慎重。因为"太行之险，摧舟折辕，龙门之浚，舟沉揖翻。危乎官路，逾兹阻艰。"所以要"动而二思，静当有虑。俭则易足，谦则无忏。"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严谨，生活节俭，虚怀若谷，从不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如前而所述，他两袖清风，以清廉朴素名重朝野。
在庆历年间，守旧派与革新派斗争异常激烈。由于余靖为官慎重，曾被他奏劾过的监察御史刘元瑜等人，只找到余靖出使辽国，用契丹语写诗的借口，"有失使者体，"把他贬出京城，降任吉州（今江西吉安）知州。其实，余靖出使辽国，使得"戎盟两就"，"国体获伸"，这本来应该记功行赏的政绩反而成为"欲加之罪"的借口。
余靖从政慎重还表现在对待宋与辽、西夏的二国关系的国家大政方针上。
北宋建国初期，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多次进犯宋境，宋军屡战屡败。景祐四年，依附辽国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因而引起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宋兵亦败北。为了扭转宋朝不利的局而，余靖认为应让辽国与西夏互相牵制，避免二境受敌。庆历四年，辽兴宗征西夏，元昊担心两面受敌，便向宋称臣。而辽国则威胁宋与西夏绝交，使西夏孤立。当时宋朝内部意见纷纭，有的主张接受辽兴宗的要求，与西夏断交；有的则主张如果西夏能向辽请罪，应允许它向宋称臣。余靖认为两种意见都过于轻率，不够慎重。因为"询北虏而绝西戎，亦有兵祸；纳西戎而违北虏，亦有兵祸。二虏连谋，其为矛盾之势。北人才去，西人必来，拒纳之间，动皆有碍。"因此必须慎重处之，对辽、西夏两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静观局势的变化，争取主动。庆历四年九月，余靖第二次出使辽国。回国后，即将敌情详细分析，建议朝廷利用辽夏两国的矛盾，对元昊速行册封，"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二敌兵连不解，此最中国之利。"而"封册元昊在二敌胜负未分以前，则元昊有以为恩，契丹无以为词。"庆历五年正月，余靖第四次出使辽国。他深知把握时机的重要性，指出"倘或朝廷怀犹豫之意，谋不旱定，则事久变生，非我之利。"于是建议"先降赦命，差定夏国封册使，律其知之，以坚西贼之心，专图北敌。"
余靖四次出使辽国，深入异邦，了解敌情，可谓披肝沥胆，大智大勇，竭智尽忠。倘若邦交中言行稍有失误，即会招致兵戎相见，首先危及生命的是余靖本人。余靖在《吉州谢上表》里曾有记述："虏帐怙强，沮我封拜。徇虏约则西戎怨，纳夏款则北狄怒。""有死不避，见选于巨。单车即道，送者失色。握节以往，敢望生还？"
余靖出使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并经多番了解，慎重地提出"斗一二敌"的最佳策略，终为仁宗皇帝所接纳。宋朝册封元昊，使西夏解除后顾之忧，倾力与辽大战。经过六年的辽夏血战，辽国虽胜，但元气大伤。两国均无力侵宋。从而使宋与辽、夏边境得到较长时间和平，边民历经连年征战，亦得以休养生息。
由上可见，余靖在北宋为官40年，不论是当京官，还是做地方官；不论受宠幸，还是遭贬滴，都始终坚持清廉、公正、勤勉、明察、宽容、慎重六箴作为自己从政处事的原则，可谓文如其人。可见，蔡襄在前而诗中所云的风采只是余靖风采的一个方面，而余靖风采的精髓就体现在《六箴》之中。
综观余靖从政生涯，不愧是一个卓有建树、革新图治的政治家，杰出的外交家，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诗人，而且还是一个富有儒家道德涵养的正人君子。后人把它与唐开元贤相张九龄相比较，称之为"异代九龄"."余靖风采"，无疑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范。从宋至今，都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