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宦海轶事

   作者:余孟符 击数:5776   时间:2011-3-5


     

余靖是北宋名臣,宦海沉浮,凡四十年,充满传奇色彩,有不少趣闻轶事,耐人寻味,给人启迪。

他天资聪颖,刻苦读书。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应试中进士,时年24周岁。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在州县做地方官。他信仰儒学,有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执着追求。深知“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官兢兢业业,关心民众疾苦。尤其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对历史名人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以及本朝贤相寇准等十分钦佩,引为榜样。根据多年为官体验,提出“清、公、勤、明、和、慎”的著名“从政六箴”,作为座右铭,终生恪守。与他同时的包拯,曾任端州知府(今广东肇庆市),据说在离任时下属私自为他带走了一方珍贵端砚,他发觉后,为示廉洁,在中途把它抛于江中,一时传为美谈。余靖任广州知州多年,在离任时,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带,因此,在中途就没有什么可抛弃的了。以他这种高洁品格,日后进入羊城“八贤馆”,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天圣八年(1030年),余靖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名列榜首。这在当时是极大荣耀,也为他入朝为官创造了条件。初为京官,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等职,主要是从事编审经史典藉等工作,这是要有学术素养的。这期间,京师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在此,余靖初露锋芒,显示刚正直言的天性。景三年(1036年),范仲淹不满宰相专权,官场黑暗,吏治腐败,乃上“百官图”,说明问题严重,以引起朝廷注意纠正,但是忠言逆耳,反遭诬陷被贬。对此,朝堂诸公,缄默不言。这时,只有余靖无畏无惧,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范抗辩,但亦被贬。后尹洙、欧阳修也为此被贬。因他们主持正义,被称为“四贤”,名声大振。但贬官对余靖等人来说,只是一种磨炼,他们宠辱不惊,沉浮坦荡,更能大彻大悟,以诗文言志。在被贬岁月,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其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流芳。欧阳修所作“醉翁亭记”,其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感人肺腑。余靖的名篇“落花”、“惠州开元寺记”广为流传,为人称道。这实际是开了宋代贬官文化的先河。真可谓塞翁失马,岂知非福。

余靖等景被贬,本来就是错案,在朝有正义感的同僚多有上书为他们陈情的,后仁宗也有醒悟,范、余等人的境遇有了改善,职位有所升迁。庆历三年(1043年),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先后任谏官。同年范仲淹被重用,回京主政,推行庆历新政,四谏官及韩琦等是主要人物。应当说,发动参与新政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的英杰。新政是以范仲淹上陈“十事”为纲领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内容。重点则是改革吏治,澄清朝政,建立一个有威望的政府。为此,就要起用贤良,斥罢庸劣,势必波及在位官僚权贵,这是有风险的,要有胆略。余靖等四谏官,以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各部百官均可参劾的特殊地位,大刀阔斧,矛头直指那些昏庸无能,营私舞弊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亲国戚也不例外。余靖有关张尧佐的奏章就很典型。仁宗因爱屋及乌,要重用宠妃的伯父张尧佐,余靖认为不妥,上表极力反对,也受到蔡襄、包拯等大臣支持。后来,仁宗只好作罢。因而官场气象有了改观。余靖为推行新政披荆斩棘,出谋划策,建树殊多,是他发挥才干,展现风采的辉煌时期。

余靖三使契丹(辽),安定边疆,威名远扬,是他宦海生涯中的一大亮点。北宋最大的外患,是来自契丹、西夏的威胁。为了抗击他们的来犯,杨家将、韩琦、狄青等都先后作出过重大贡献。但问题依然存在。余靖任京官后,就密切注视边疆安全,关注辽、夏动向。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多次上表仁宗,提出对待辽、夏的主张。他认为,要防范辽、夏,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以外,还要有坚定灵活的政治外交相配合,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兼用。既不能一味退让妥协,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武力。在策略上要防止辽、夏联合犯宋,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在三方关系中力争主动。余靖的精辟见解使仁宗耳目一新,得到赞赏采纳。因而就有庆历三年至庆历五年,余靖三使契丹的壮举。当时有个大背景,就是宋、夏交战之后,西夏有意议和通商,要求册封,这本来是宋、夏之间好事。但契丹表示强烈反对,并提出要与宋结盟,联合攻夏。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余靖从全局考虑,认为对契丹的要求不能简单拒绝,以避免宋、夏议和未果,又使宋、辽纷争骤起。要求册封西夏推后,先对契丹进行外交说服,取得三方和约。由于,余靖胸有成竹,目标明确,又雄辩滔滔,出使后,经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终于说服契丹放弃成见。与此同时,余靖又化解了三方其他争端,达成了宋、辽、夏之间的和好,这是得来不易的,但当余靖完成使命回国时,等待他的不是荣耀,而是第二次被贬,这是令人发指的。原来余靖有语言天赋,在出使期间学会契丹语言,这本来是他的长处,有利于开展外交活动。但却被政敌作为参劾的借口,说他习“胡语”有失“国格”,因此被贬。这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余靖出使契丹的重大贡献,他非凡的外交才智和魄力,是不容抹煞的。

余靖两次广南平乱,建立殊功,朝野赞誉,是他宦海生涯中的又一辉煌篇章。皇五年(1052年)侬智高野心膨胀,欲割据广南,自立为王,兵发广源州(今越南谅山),连陷横山寨(今广西横山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梧州、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等数州,兵临广州,广州告急,朝廷震惊。仁宗急调余靖、孙沔经略广南,以控制局势。随后狄青统领大军,挥师南下。狄青乃一代名将,治军严谨,指挥有方,又有余靖等运筹帷幄,文武协同,将士用命,几经战斗,很快就扭转战局,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侬氏之乱。此役杨家小将杨文广也随军参战,立有军功。狄青班师回朝,余靖受命留守广南,从事善后工作。他一方面清剿残敌,另方面大力恢复秩序,安抚百姓,使民众能安居乐业。这是他第一次广南平乱。著有雄文“大宋平蛮碑”详记此事。与第一次不同,余靖第二次广南平乱,主要是依靠个人的威望和政治智慧,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来完成的。仁宗嘉五年(1060年),时余靖知青州(今山东淄博市),奉召回京,事因交趾(今越南北部)兴兵侵犯广南,情势紧急。仁宗考虑余靖是平乱能手,是对付交趾的最佳人选,任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全权处理此事。余靖受命即率部火速南进。到任后,他根据情况分析,认为对交趾问题采取武力解决,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还会遗留后患,不是上策。若能通过政治手段,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于是传檄交趾,严斥其兴兵作乱,是玩火自焚,促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或可宽恕。交趾久闻余靖大名,今领兵前来,自知不是对手,已成惊弓之鸟,接到檄文,即上表罢兵归顺。这也是余靖要看到的最好结果。他这次平乱成功,不费一刀一枪,实在太漂亮了。所以仁宗称他“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

余靖长期为官,结识了许多名流挚友,是他精彩人生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王素等志同道合,相知相交,就不用多说了。且说他与狄青本无来往,通过广南平乱,共理军机,互相了解。余靖非常欣赏狄青的军事才能,狄青十分敬佩余靖的学识文采,互相敬重,成了知交。狄青在病危时,特别叮嘱后人,在他身后一定要请余靖为他写墓志铭。此铭后收入《武溪集》。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余靖与蔡襄的深厚情谊。蔡襄福建人,进士出身,官至三司使,是京师最高财政长官。是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与米芾,苏东坡,黄庭坚齐名,他的“自书诗贴”现珍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他对余靖刚正不阿,置安危于度外的恢宏风范非常推崇。仁宗景三年,余靖因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他作诗说余靖“气虹万丈横天衢”。仁宗庆历三年,余靖、欧阳修、王素任谏官,他又赋诗说他们“必有谋猷帝右,更加风采动朝端”。后经余靖等推荐,蔡襄亦为谏官。余靖出使契丹,有功而被贬,他感到愤懑,多加慰勉。在余靖广南平乱成功时,又致书祝贺。更为动人的是,英宗二年(1064年),余靖在金陵(今南京市)染病辞世,终年64岁。蔡襄闻讯,立即上表英宗,建议赐余靖谥襄,赠刑部尚书,均为英宗接纳。从而为自己的挚友表达了最后的敬意。在风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官场中,余靖与蔡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保持终生纯正友谊,洋溢人性蕴藏的真善美,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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